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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源头的耶路撒冷

时间:2016-11-27 作者:信望爱 栏目: -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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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终于有一个大事件点燃激情。一位白胡子的乡绅大声疾呼:“今夜我们都是凉雾人!凉雾人挺住!”呼声在暮色中,瞬间传遍全国。为凉雾人燃香祈福,成为当天最火热的话题。一些才从床上爬起来的人,不明就里,傻傻地跟在热闹的人群后面问一句:“凉雾在哪里?地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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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源头的耶路撒冷

 刚刚经过“同治中兴”的大清帝国,一进入光绪年,突然就衰败下来。江山依旧,场市丰饶,但宏大的紫禁城暮色重重,仿佛八十岁的老人,绝望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有志之士,忧心忡忡,为帝国的重振,寻找着每个契机。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终于有一个大事件点燃激情。一位白胡子的乡绅大声疾呼:“今夜我们都是凉雾人!凉雾人挺住!”呼声在暮色中,瞬间传遍全国。为凉雾人燃香祈福,成为当天最火热的话题。一些才从床上爬起来的人,不明就里,傻傻地跟在热闹的人群后面问一句:“凉雾在哪里?地震了吗?”凉雾没有地震,但发生了比地震更严重的事——数百乡民把凉雾花梨岭教堂的神甫给杀了!

 

(一)

洋教误国,是光绪年间的共识。反洋教,是光绪年间的主题之一,但这件大事发生出现在偏远的土家族山村——凉雾,似乎有点偶然。哪个地方还有洋教?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偶然中有其必然。如果你信奉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凉雾人不反洋教,那才叫奇怪!凉雾,在湖北省利川市西边,地势北高南低。凉雾,古代又称凉雾山。但是站在凉雾街上,看到的只是低矮的丘陵,并没有哪座山峰,够得上“凉雾山”这个气派的名字。传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女知青到利川等待安排去处,利川领导给她们提供两个地方选择,一是凉雾山,一是天上坪。女知青一听凉雾山,就心头发寒,想到的是云雾弥漫、瘴气覆盖的高山,于是果断地选择了真正的高山地区——天上坪,最后后悔得要死。凉雾在清江上游,与清江源头汪营镇龙洞沟只有十来公里。古人常误会,把凉雾当作清江源头。1920年,地理学家杨守敬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朱裕壁、卢义鉴等十七人徒步清江,写下了《清江源流考》一文,他们的结论是:“清江即夷水,源出利川西北之凉雾山北麓。”清江过汪营镇,从太极图入凉雾,经两叉河、木瓜塘,至凉雾集镇与马前河汇合,再过散水、三渡峡,在阳沙塘出境。清江在凉雾境内,蜿蜒曲折,风光秀丽。太极图过去是清江上的有名的景致,水中有小山,江水左右环抱,恰如一幅天然的“太极图”。上世纪六十年代三渡峡电厂建成后,清江水势更见平缓。泛舟河中,柳丝倒映,白鹭纷飞,恍入画中。在清江边生息繁衍的凉雾人,清澈、温婉,一如清江。不过,这只是表象,正如清江平时舒缓,一旦涨水,就是另外一种面貌。凉雾人善战好斗,自古有名。凉雾陈氏、牟氏,自明代起,代代出将材。翻开光绪《利川县志》军功方面的记载,一排排的几乎全是陈、牟两姓人。陈世凯、牟文绶、牟大寅、陈天培,都是清末清初的名将,战功显赫,官至提督,是从利川走出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史载陈世凯,自幼习武,乡人称他为“黑虎”,曾经为了救援友军,不着铁盔,犯险冲阵,无人可挡,因此又被称作“陈铁头”。西方传教士似乎没有研究过凉雾的历史,一头扎进这个“牛人”云集的土家族山村。二十余年前,我曾骑着自行车到凉雾乡花梨岭游玩。花梨岭,当地人呼为李子槽,教堂孤单地矗立在一座小山头上,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在夕阳下,闪烁金光。登上山顶放眼一望:四周荒山纵横,山坳间有数家木屋,炊烟袅袅,似乎正等待着放学的儿童。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传教士们为什么把教堂建在这里?这让第一次去花梨岭的我十分诧异。十年后,我看到有人在网上发过一篇论文,叫《四川是传说中的伊甸园》,牵强附会,令人发指。一时淘气,将这篇文章改写为《利川是传说中的伊甸园》,理由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洋洋洒洒。其中一条:在人类起源之初的二百万前,全球都遭受第四纪冰川之害,冰雪茫茫,唯有利川一带没有受影响(有水杉孑遗可证),气候温暖,适合人类居住。花梨岭旁边有一个村叫诸天,可见,伊甸园就是人类对最初生存环境的追记:诸天是天神居住的地方,花梨岭就是亚当、夏娃的乐园。所以,传教士进入中国,要在花梨岭建教堂,他们是为寻根而来。总之,这篇网文充分发挥无厘头精神,信口开河,算是对苏三等“学者”的致敬。很显然,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主要的传教对象是贫困百姓,因此他们更看重农村。何况现在偏僻的花梨岭,过去位于南坪野茶、长乐至汪营集镇的交通要道上,人员流动大,便于传教。从同治初年天主进入利川谋道镇后,迅速铺开,发展到南坪小水田、凉雾花梨岭、团堡晒天坝,形成四面包围利川县城的态势。信奉天主教的教民们内熟民情,外靠基督,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团体。光绪十九年,南坪倪黎氏的土地被教民盗卖给教会,倪黎氏到县城控告。知县黄世崇判决倪黎氏照旧管业,教会置之不理,教民周良臣、向世可等强占房屋,倪黎氏无奈,将一盆洗脚水泼向周良臣、向世可。周良臣、向世可借机用绳索捆绑倪黎氏,然后一顿时毒打。施南府派来查处此案的官员,不问原委,与惹事生非的向世可、周良臣沆瀣一气,引起老百姓的愤怒。远在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听说后,心急火燎地命令利川官员妥为弹压,不得滋生事端。得赞一下,张之洞还是挺有魄力,当他知道原由后,在给施南府的札子中很生气地说:“向世可、周良臣等竟敢占居倪黎氏房屋,屡催不迁,其平日之武断凶横已可概见。倪黎氏无可如何,以浊水淋泼。如果属实,自属不应,然亦向世可之蛮悍不法有以致之。乃竟将该氏捆殴,伤痕至九处之多……(查案人员)无非为教民开脱教士之意,尚复成何事体!以后良儒小民何以自存!”虽然有张之洞支持,事态并没有平息。光绪二十四年,此案重审,完全推翻原判。倪黎氏失去安身之地,凄惨号淘,痛不欲生,激起民愤。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利川县民张世禄、曾成章、石成碧、郜清波杀死神甫王天寿,将南坪小水田教堂焚毁。这一战打得解气,曾成章作歌曰:“三月初三星火旺,带领人马打教堂。神甫一见魂飞扬,好似蛇儿见雄黄。”曾成章等随即赶赴花梨岭,一路老百姓纷纷加入,或扛火枪,或持大刀,浩浩荡荡,多达百余人。曾成章一行到达花梨岭时,早已得到消息的彭神甫带领教堂所有人员,逃到李子槽寨子上躲避,不见踪影。曾成章一行冲进教堂,砸毁神器,扯落壁画,走时再一把火,将教堂和育婴堂烧得干干净净。花梨岭教案发生,朝野哗然。施南府协副将杨通纯合同利川知县蔡国祯,率重兵对反洋教的群众进行镇压。曾成章阵亡,石成碧被杀,郜清波被俘监禁。在外国教会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给赔偿白银四万四千五百两,并在花梨岭重修天主堂一座,此堂定于一年之内兴工,造成之后交付本地天主堂永远管业。据说,花梨岭教堂大门上“天主堂”三个字,是光绪帝亲笔所书,堂堂的帝王,为一个偏远的小教堂题字,想来光绪帝心情十分郁闷——这是对传统士的屈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光绪帝一定会发现,曾经的真理至此结束。从此,天有二日,民有二主。第一次我发现,没有人炒作光绪帝的题字,虽然在整个鄂西山区,他的墨宝十分珍稀。但这几个字,太沉重,太沉重,没有娱乐化的潜质。 

(二)

在我第一次去花梨岭的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冷战结束后,新世界的冲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而是源于文化差异。亨廷顿的理论刚一出世就走红,因为它完美地解释了近年来中东冲突频起的原因。不过,这并不是亨廷顿的独家专利,在更早之前的汤因比就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他的理论依据估计也来自中东:公元1096-1291年,欧洲的骑士右手持长剑,左手拿《圣经》,胸悬十字架,一窝蜂地向耶路撒冷前进,用“主”的名义宣示耶路撒冷的所有权。正如《希伯来书》所言:“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伺奉上帝的骑士们,把战火燃烧到耶路撒冷,激战不休。电影《天国王朝》就是描述这一段历史的,导演无疑是汤因比的信奉者,鼓吹不同文化要求同存异,这是对时下中东局势的一次反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天国王朝》是一个例子。反过来,一切当下的事件,都存在历史的影子,有花梨岭教案为证。记得多年前读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对一神教的兴起,大感兴趣。我甚至认为:一神教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智慧前进了一大步。中国宗教发达,但一直没有进入一神教的境界。中国人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灶屋里供灶神,堂屋供祖先,办公室供一个关公,求子找观音,发财求赵公明,隔三岔五地还去寺庙、道观上一柱香……神灵不怕多,把他们都聚在一张桌子上供起来,是中国人的宗教观,多个神灵多双筷子而已!天主教作为最早的一神教,打遍天下,无往不胜,遇到中国人,基督徒都感觉很麻烦。中国人不像伊斯兰人,单纯地抵抗,中国并不反对基督,他们的做法是:来就是,多双筷子嘛!传教士很无语:这哪里是多双筷子的事!这是原则问题!什么叫一神教?有一无二,才叫一神教。对付中国人,他们的办法也只有一个:把菩萨、三清全赶下桌子,单单基督留下位置。所以,早期的传教士,都像战士一样坚定,排挤佛道,十分积极。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的父亲,在中国传教多年,赛珍珠为其作传,书名为《战斗的天使》。这个名称很绝,一下就让我们想起一个固执的传教士形象。传教士的霸道,自然让中国人也气愤,这哪里是待客之道?我敬你是客,把你请到上席,你到好,把其他贵客都撵走了!真是“该来的没来,不该走的走了”。欧美传教士还特别看不惯中国人的多妻制度,要求中国人从一而终。这就更搞笑了,在中国人眼里,一个茶壶配几个杯子,自然和谐,方便适用。反而是欧美人虽然只有一个妻子,但在外面有情人,有小三,有红颜,这如同口渴自带茶壶去别人家喝水,太莫名其妙,他们也不嫌麻烦!中国人信仰观的优势在于,中国历史上战争无数,有争夺财富的,有争夺权力的,但从来没有为文化和宗教而战的。自天主教进入中国,神州大地才多了一样新生事物——圣战。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宣布起义。洪秀全,曾做过村里的墪师,算是儒家出身,不过当他接触基督教义后,他深信自己是耶稣的幼弟,天父交付他特殊的使命,要他把神州从满州妖族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带领着选民进入人间天堂。我不怀疑洪秀全的信仰,但至少太平军和正宗的十字军有差别,中国当代学者往往把太平天国视为“农民起义”。倒是曾文正公十分清醒,他一早就发现太平军的可怕之处,他在《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 ,《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非常明确地把太平天国战争,视为一场“文化战争”。曾文正公,眼光看出牛背,和汤因比、亨廷顿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治初年后,传教士可深入内地传教,文化冲突更加激烈。和我们一般的历史叙事相反,对洋教抵制最为激烈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乡绅阶层。以利川南坪、凉雾、谋道的反洋教运动的首领为例:郜清波,是马桥坝人,郜氏为利川有名的大姓,郜清波的族兄郜清廉在利川素成威望,有他说情,教案之后后来郜清波保释出狱。赵学纲,秀才出身,家庭富足,和郜清波一样,背境“杠杠的”,后来他免于极刑。曾成章,是谋道茅槽人,有人说他是“齐岳山大爷”,猜测他应该属于汉流大爷、袍哥人家。他手下有枪有炮,花梨岭教案后,曾成章率一百多人,坚守在建南镇的一个寨子里,和清军对抗,着实是一条有实力的好汉。乡绅,是一个地方传统文化的维系者。在他们看来,基督教无君无父,行禽兽之行,因此,反洋教就是保护我们固有的传统文明。一个文明,需要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融合才能所有发展,但过于强势的文明,却极有可能破坏原有文明的生态,甚至扼杀固有的文明。因此,反洋教有其内在逻辑。而在文明的接触中,文化隔膜更加剧了冲突。无意偏袒曾抛洒热血的英雄。从基督教进入凉雾、南坪的那一刻起,但文化隔膜就埋下种子。各式各样的禁教帖子,在乡绅阶级中悄悄传播。可以说,即使没有倪黎氏一案,利川的反洋教运动仍然会发生。光绪年间的凉雾,就像数百年前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儒教、道教和民间巫教在此聚集,各方势力一触即发。倪黎氏一案只是一个偶然的、可以摆得上台面的导火线。小时候,我听大人摆龙门阵,说花梨岭的外国传教士,将人放入坛子内,用文火慢慢烤出油来,这种油吃了大补。听得我冒冷汗,并为自己是一个胖子而担心,不用说,胖子油多,肯定是传教士的最爱。民间传说中,曾成章等人打洋教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教士在社会收罗小孩,剖心剜肝,用于食用。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一些书籍中,还在说大火花梨岭育婴堂小孩经常大规模死亡,暗示其中有着残酷的隐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认识,连精英阶层都真假莫辩。当时广为流传的一本著作《辟邪全图》,用血淋淋的图片向读者展示传教士偷小儿剜眼、割肾的画面。传说,恩施名将黄开榜的义子李国瑞,就是看了《辟邪全图》,一时气愤,酿成“天津教案”。事实上,光绪年间所有的教案,都有类似采生折割、谋害性命的谣言。花梨岭教案平息一年后,利川又发生一件事:地方团练抓获一位叫崔成方的人,他在南坪至利川的途中,遇到水井,就将毒药放入,待毒发后,可卖解药获利,如果被抓,就称系洋教士授药,专门毒害中国人。由此案可以看出,那年代谣言盛行到何种程度,以谣言激发老百姓对传教士的仇恨到了何种地步,以至于苏萍专门写了一部书叫《谣言与近代教案》。在苏萍看来:士绅,是反教谣言的制造者;官员,是反教谣言的传播者;民众,是反教谣言的信奉者。用谣言造反,是中国的特色,自古皆然;但单纯靠谣言反教,却见证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面前的弱势和不振。站在花梨岭教堂,每次心情都十分沉重。也许没人相信,传教士很多都是信仰坚定、不讲现实利益的人,他们在花梨岭修建育婴堂,收留被遗弃的婴儿;设立学校,为贫困的农村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深入内地传教,手中也没有拿着枪炮。只是当教案发生,一切不受控制,他们背后的令清帝国颤抖的强大势力才浮出水面。最初张之洞还可以说“办理民、教交涉事件,必须秉公持平按律照办……固不可偏听民人一面之词,专咎于教堂,然更不论是非,一味迁就,曲徇教民之理”,最后却只能“一味迁就”,急忙出兵弹压。不必苛求古人,何况他们身在旋涡之中。即使现在,我们又何尚能看穿迷雾?一些不该发生的惨剧发生了,不该流的热血染红大地,我们该向谁询问根源? 过去,在花梨岭教堂可以看到一名老年修女,寂寞地在院子里晒太阳。当地人都尊敬地称她为“段修道”。段修道出生于1926年, 1938年至1940年,段修道在花梨岭天主教堂办公教高等小学读书。1947年,年当21岁的她因反对幼时定下的娃娃亲旧俗,一怒而入花梨岭出家。1989年,老年的段修段重新回到花梨岭。一些好奇的游客,找她询问过去的事情,她总是笑而不答。2012年10月15日,八十多岁的段修道病逝世于花梨岭教堂,回到天主的怀抱。擅长伤感怀旧的人,免不了要感慨:“一个时代结束了。” 《中国天主教》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称她:“她一生风雨坎坷,从人民备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旧社会到人民当家作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从服务教会到服务社会,她的一生,是不断进步、爱国爱教荣主益人的一生。”这个结论非常“伟正光”,段修道却未必感兴趣,对她来说,死亡或许是一种解脱:再不用面对那些愚蠢的问题了。

 

(三)

对传教士的尊重,有一半来自赛珍珠,不过赛珍珠跟中国人一样,受不了他父亲的偏执,在《战斗的天使》中颇有怨言。一神教的信仰导致偏执,很奇怪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弱势中还可以慢慢改变最偏执的传教士。花梨岭教堂,几经修缮,现在分为男堂、女堂两部分。女堂是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民居,飞檐高敲,屋顶形如歇山式。建筑主体由两个四合天井组成,天井四周,彩楼围合。从女堂大门正对面为一道百米长的林荫小道,过小道,爬上九十五级台阶,就上到小山上的男堂。男堂四周有碉楼,碉楼坚固高大,明显借鉴了川东的建筑手法。所有的建筑,以中国的建筑法式为主,如果没有十字架,你甚至想不到这是一座教堂。在教堂陈列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外国传教士着中国长衫,穿利川土布鞋,他坐在中国老式靠椅上,神情平静,和中国老翁毫无二致。有一次我甚至在花梨岭教堂发现,一位村民拉着二胡,和一群信徒唱着赞美诗。他们自得其乐,仿佛唱的是欢乐的民间小调。或许这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胜利。事实上,自基督教入中国,中国文化就施展“化外大法”,和传教士抗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为中国文化所“化”。《论语》、《孟子》等中国哲学思想著作,被传教士翻译到西方,受到西方民众的欣赏。经过传教士的努力,甚至还诞生了一门专门由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新学问——汉学。汉学有多强大,这么说吧,前文写到洪秀全时,我第一时间找到的参考书是史景迁的《太平天国》。史氏,原名Jonathan D. Spence,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外。我的一位朋友甚至说,不读史景迁和孔飞力(又一个有着中国名字的老外),你就OUT了!中西结合,不仅是我们的口号,传教士也在实践,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这简直是对基督的背叛!百年之后,国门重开。这次,西方各教派在科学大旗的征伐下,已经从强势文化退化为弱势文化,并失去坚船利炮的保驾护航。而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日渐强大,已经有自信心抗拒一切——无论是《圣经》,还是列强的枪炮。花梨岭教堂再次修整,每逢圣诞节,观光的老百姓不少,大有成为旅游景点的趋势。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加入了教派。但他们更看重“奇迹”,癌症不治而愈,盲人重见光明,诸如此类,他们津津乐道。这是非常中国的思想,不用说,他们把耶稣当作菩萨一样供奉,而不知道耶稣早期虽然喜欢来个奇迹吸引教徒,后来则把这些当作耍把戏,谁要是请他老人家来一个,他非给你颜色看不可。隔膜仍旧,误解似曾相识。有的人认为,洋教和儒家的再次接触,已经是昨日黄花,如同两位退役多年的球星,要求单挑,没有人会卖账。不过,这也太小看了两个曾经辉煌文明的力量和影响。亨廷顿可是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把儒家文明当作下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张之洞全集》中记载的火烧花梨岭教堂的人员姓名,牟家人有牟奇南、牟奇升、牟一达、牟一杞、牟一久。“奇”字辈、“一”字辈的还有人在世,凉雾著名的土家歌王,叫牟奇强,他儿子叫牟一胜,也就是说,反洋教的英雄的兄弟,就是我们现在的熟人。百年一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面对的是还是熟悉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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